将于11月首次访华的奥巴马，即将掀起的是中美气候的交锋。相关的热身赛开始在中美之间上演。
10月23日下午2时许，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副会长、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会长约翰·桑顿并肩而坐，联袂主持了一场新闻发布会。
当提到如果美国政府不出资，中方是否会犹豫的时候，吴建民回复本报，务实首先要有愿望，有政治意愿才能去务实，你再有钱，没有政治意愿也务实不了。如果有很好的项目，非常好的发展前景，钱自然就来了。我的看法是今天的世界不缺钱，而缺好的项目，你有好的项目钱就来了，在中国可以募到钱，在世界也可以募到钱。
其实，即便美国政府承诺出资，四年一换的政治制度也未必能保障长期承诺的有效性，小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对京都议定书的态度就完全不同。
约翰·桑顿在发布会上回应本报说，“在宏观层面发生的事情使世界越来越趋于理解清洁能源、低碳经济，气候变化。这些都是切切实实的问题，而且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问题。因此世界各国的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会认真地、切实地、及时地思考这些问题，我认为非常有可能，尽管我不能百分之百保证，每一届美国总统都会切实应对这些问题。”
在过去三天，已经有一长串中美重量级企业进场。包括中国神华、中国华能、中国华电、西屋公司、力拓能源等中外大型企业的领导者相聚寻求合作空间。
在这个名为首届“中美清洁能源务实合作战略论坛”的结束时刻，中美两国企业在当天中午签署了七个清洁能源合作协议。
合作如今已成共识。但共识下是艰难的博弈。本报记者采访时获悉，这背后是中方在气候领域的务实态度和美方气候意识形态的博弈。
争议技术道路
对于美方来说，他极力想说服中方的是，要中方购买或者支持CCS技术。在这个技术上，美国为此曾花费了巨额研究资金。
CCS指的是碳捕捉和储存技术。这背后的背景是，煤炭一直是中国能源产业的支柱，最新数据显示，2008年煤炭占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的68.7%。
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周大地在会后接受本报独家采访时介绍说，与会的美国代表几乎都把技术选择的焦点集中到CCS技术上。
普林斯顿大学环境研究所高级科学家Robert Williams接受本报采访时解释：“煤是最便宜的化石燃料，我们应该保证煤作为能源的前途。但如果不采用CCS技术，减少燃煤带来的碳排放，使用煤是没有前途的，但单纯地提高能效，并不能做到这一点。”
这么说的时候，他直勾勾地看着记者，似乎想动摇记者对中方选择的信心。
美国科研人员对CCS技术的迷信也深深地影响了美国政要。22日，美国前参议员Bennett Johnston面对本报的质疑时也表示：“到2030年之前，我们通过CCS技术减去的碳排放，将远远大于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加在一起能做到的。”
中美气候交锋
21世纪经济报道 汪洋 北京报道 2009-10-23 23:54:18
但就提高能效和减少碳排放的关系而言，Williams的断言并不正确。中方早就通过严谨的计算指出，通过减少单位GDP能耗，中国在5年内可以节省能源6.2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少排放15亿吨二氧化碳。
另一方面，周大地告诉本报，“CCS技术会使能源使用效率降低很多，成本上升，对中国来说，不是一种双赢的技术合作”。
与会的中国神华、华能、华电、中电投的董事长总经理们在如何清洁利用煤炭的技术选择上显示了更广泛的兴趣，提高能效正是他们关注的核心之一。
其实，CCS技术也并非足够成熟和毫无破坏环境的后顾之忧。周大地和记者打了个比方，“CCS技术实施起来，就像电厂要搞的脱硫一样，电厂要脱硫，一定会加强电耗，脱下来的硫还不好处理（CCS技术埋在底下的二氧化碳也一样）。”
美国政府能出钱么?
谁将出钱，这个问题背后有玄机。
“美方代表希望中美两国政府同时出资进行研发合作，并各自负担半数投入。”周大地意味深长地告诉本报，美方代表在开会时一提资金投入就是几十亿、几百亿美元，在这个时候，中国更需要慎重，选择正确的合作方向。
“以保证合作能达到双赢的结果，并和国际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的原则结合在一起。”周大地表示。
这样的合作模式，令人遗憾的背景是，在金融危机下，“现在的美国政府拿不出钱来。”周大地一针见血地向本报记者指出。虽然与会的美方代表不乏前国防部长约翰·杜奇，美国前参议员Bennett Johnston等在美国政界有影响力的人物，周大地还是怀疑，这些人游说美国现政府的能力。
美国藻类协会执行主任Barry Cohen的一席话也从侧面证明了美国政府捉襟见肘的财政现状。美国藻类协会是最早把利用藻类发电的生物能技术加以推广的组织，但是Cohen告诉本报，现在美国政府在清洁能源方面的有限财政支出主要流向了大学和研究机构，新能源企业和市场化组织很难得到政府的资助。
因此，就清洁能源发展而言，中国在欢迎美方的合作姿态，积极与之展开务实讨论同时，也需要在资金投入方向等问题上保持审慎的态度。
减少“碳排放”≠发展“清洁能源”
中美技术道路争议的背后，其实隐含着产业发展的资金来源问题和资金投入方向问题。这还与中美企业获取研发资金的不同路径有关。
10月23日上午，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侃如向本报记者解释了中美企业获得研发资金的不同路径，“中国企业的大多数资金支持都来自中央政府，而美国企业很少讨论政府，更多地关注资本市场”。就清洁能源资金来源而言，他表示，政府支持在产业起步阶段是必要的，但最后还是要靠资本市场来解决融资问题。
资本市场从来都是把明晰的商业化前景当做投资的先决条件。虽然金融危机唤起的大众求变心理已经把清洁能源打造成了世界经济复苏的必由之路，但绝大多数清洁能源技术离真正的商业化还很远。
作为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发达国家，金融危机中的美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上一直饱受国内复苏经济要求和国际社会舆论的压力。
当欧盟、日本纷纷做出在中长期大比例减排的承诺后，清洁能源的发展能减掉多少百分比的二氧化碳成为了不少美国政界、业界和学界精英对清洁能源发展的首要认识。
Bennett Johnston就明确告诉本报，虽然发展清洁能源经济要求的事项很多，但在他看来，“最关键的无疑还是碳减排”。
李侃如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则表示，“煤电是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最大的来源之一。我想，我们必须发明一种技术，减少使用煤燃料时带来的碳排放。”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也在21日的论坛欢迎晚宴上再次强调，如果2050年前世界想把大气温度的增长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那么2050年的全球碳排放量必须比2005年基准减少50%。
戈尔的这一表态在三天的会议期间，被很多与记者有直接交流的美方代表引用。
然而，周大地告诉记者，清洁能源的“清洁”二字是有特指的，它不仅包括减少碳排放，还包括减少一般污染物等多个方面的内容。
他还强调了清洁能源经济、技术发展有个过程：“在中国的情况下，发展清洁能源主要是要采取技术使能源在使用时明显比过去要清洁”，如果能够用技术极大地减少使用煤带来的污染无疑是一大进步但对于很多烧秸秆的农村用户来说，“用上比较干净的煤已经是一个极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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