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社会、大数据时代正在全面铺开，网络社会加速形成，开始深度影响人类社会生产生活。而今，基于信息网络技术形成的人工智能，已处在下一个互联网时代的风口浪尖，对人类生产生活与交往方式产生颠覆性影响。
社会形态的大变革，使法律制度作为人类社会文明的产物，面临人工智能的极大挑战。刑法是社会控制的手段，正在被纯粹“物化”，成为“智能时代”与“智能人”统治与驾驭“人”的制度工具，侵蚀传统刑法体系中“人”的主体性。同时，具有超人类属性的人工智能隐藏不可估量的重大制度性风险，甚至直接危及人类的自身安全与主体地位。现行刑法制度的社会基础、存在意义、任务安排、功能设定等内容，可能正在经历一场裂变，逐渐取而代之的是“人工智能社会与刑法”。为此，当代刑法应作出敏锐的理性回答。
人工智能与传统刑法的裂变场域
人工智能时代绝非“纸上谈兵”。智能量刑、智能刑法运行体系等个别性的刑法蜕变迹象相继出现，初步揭开了智能时代下当代刑法何去何从的面纱。
(一)智能量刑系统的探索前景。电脑量刑一度备受关注，我国不少地方司法机关也在试验电脑量刑系统。在人工智能时代，借助大数据流量与智能算法，“用鼠标点击出自动化判决”，正在超越法律经验与人脑智力之间的技术壁垒，成为解决量刑规范化的技术尝试，是电脑量刑的智能升级版。
2016年10月，欧洲科学家打造出人工智能“法官”，可以辅助量刑。2017年7月，我国“国双”检察院线产品推出定罪量刑辅助系统。根据给定资料、结合法律法规和既往案例，自动推送定罪和量刑建议。人工智能为量刑规范化注入“智能”力量，“智能化”甚至可能成为量刑公正的新评价标准。
网络“智能犯罪”形态仍在增量，智能量刑系统的市场需求也将扩充，“智能量刑”时代或将到来。但难题在于：如何借助智能技术，将人类语言、思维、经验等法律知识，遵循人类社会信赖的公正标准与要求，通过自动解码，将网络语言转换成可以人类识别的电子信息。否则，“智能量刑”背后的“技术暗箱”操作与“流水线”生产方式，隐藏巨大的不确定性风险。
(二)智能刑法运作体系的孕生。得益于司法数据公开等得天独厚的优势，“人工智能+法律”的应用井喷不止。在法律检索、法律文件审核、法律咨询等方面，人工智能催生的“法律科技”正搅动法律服务市场，其中，智能刑法运作体系已走在前端。2016年，世界上首位人工智能律师(“协助展开法律研究的人工智能律师”)ROSS Intelligence横空出世。我国也正在探索智能(智慧)检务、开发智能律师系统、设立智能法院、开发智能刑事办案系统。
当前，人工智能系统+刑法应用系统作为辅助手段，不仅可提高效率与准确度，也可通过屏蔽人情、关系等案外压力使司法判决更符合逻辑与法条本意。但其难点在于：
(1)计算机语言与人类自然语言的无缝对接，如果计算机语言无法转变成人类自然语言的形式，刑法的智能化意义不大。
(2)智能系统如何按照人类的思维与情感等要求定罪量刑，而非单纯按照系统设定或通过学习得出标准答案，真正实现定罪量刑的智能化。
(3)对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必要且有效的监管，使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具有可视化与可知性，避免“技术暴力”。
(4)对人工智能系统控制的数据、信息等进行保密，规范数据的采集、提供、存储、使用等行为。
(5)明确智能法律体系的“法律职业人资质”问题，如是否需参加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法律职业等级认定、司法责任制等。
(三)无人驾驶与交通事故犯罪的胎变。无人驾驶技术(汽车)是当前最成熟的应用领域。这对传统交通事故犯罪的影响有：一是“人”已不实质参与驾驶行为，“人”作为驾驶主体虚化。“人”退居二线，使刑事责任主体无从可寻，“无行为则无犯罪”原则失灵。二是基于“允许的风险”而作出的风险分配责任体系，在智能驾驶环境下失灵。毕竟查证“无人驾驶汽车”的主观罪过是技术上的伪命题。一律追究智能服务提供者的刑事责任，是将技术作为“替罪羊”的倒退，是过度依赖替代责任的偏执之举。
在智能驾驶时代，交通肇事罪的行为主体由“人”全部变成潜在的“被害主体”，导致传统的肇事者消失，一并殃及刑事归责与制裁环节，但完全转嫁到智能技术或智能汽车提供商显失公平。同时，“人”脱离具体的驾驶行为，“危险驾驶人”在一定范围已不存在，而完全是智能机器的行为，危险驾驶罪的立法基础可能随之动摇。单纯作为允许的风险对待，虽符合“技术中立”的导向，却纵容过高的刑法风险，忽视被害人的利益保护。为此，应明确智能汽车的使用者、所有者、提供者、制造者的责任归属与分配问题，而不应由某方单独承担替代责任。
(四)智能医疗与医疗事故犯罪的虚化。在智能医疗技术背景下，对医疗事故罪这一典型的业务过失犯罪而言：严重不负责任的医疗主体可能不是具体的医务人员，而是智能技术或智能机器人，责任主体出现模糊化;智能医疗技术内在的不确定风险是新变量，严重不负责任与医疗事故之间因果关系的认定更难，运用传统的因果关系可能失效。与此同时，医疗系统加速高度智能化，使医疗人员的主导地位相对下降，智能医疗行为的可替代性增强，法定医疗主体的身份专属性迅速下降，直接冲击非法行医罪的立法基础。是否取得特定医疗职业资格的主体身份专属性明显淡化，智能医疗业务过失作为犯罪的处罚条件升高，“智能人”的医疗行为与医疗过失事故之间的证明难度递增，使非法行医罪规制难以有效介入智能医疗业务过失行为。
(五)智能创作与著作权犯罪的调试。据报道，人工智能机器人已经可以自主创作作品，包括谱写流行歌曲、撰写小说、电影剧本、绘画和生成诗篇和散文等。这使“人”是法定著作权主体的常识遭遇质疑。对于智能机器人作品的版权问题。有观点认为，智能机器人远未达到“人”的创作能力，无法取得著作权，可以参照职务作品或雇用作品的规定，由创制机器人的“人”享有和行使。另有观点认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仍是应用算法、规则和模板的结果，不能体现创作者的独特性，不能被认定为作品。
智能机器人可以独立创作，使权利主体、权利形态、权利使用方式等发生变动，冲击传统著作权犯罪的立法基础。比如，被害人可能是智能机器人，犯罪对象包括智能作品，侵犯著作权的犯罪行为构造迥异，智能作品被侵害的危害样态及评价标准趋于电子化。这将倒逼著作权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网络化调整。
人工智能与刑事归责原则
在人工智能社会中，人与人类社会极可能面临重大挑战。“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人在社会有机体中的责任”“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等社会伦理观或将修正。智能机器人如何兑现“自我担责”、何者可以对“智能人”依法归责、智能社会的“归责意义”等更无从谈起。人工智能引发传统伦理观的变更，对刑法的渗透与侵蚀也将进一步动摇刑事归责体系。
在实践中，智能机器人引发的危险行为，既包括智能系统的技术危害，也包括智能系统作为工具时被非法利用或滥用引发的危害，更包括作为独立主体的内在风险。对于刑事归责问题，有以下思路值得考量：
(1)技术中立原则。人工智能技术具有相对的中立性，不宜过度苛责技术的危险性。应对利用或滥用技术或“智能人”直接归责。
(2)基于产品责任的刑法替代责任。机器人仍可以视为是科技产品，借鉴民法中的产品责任，对网络制造者或服务提供者进行归责，是“替代责任”。
(3)基于监督义务的业务过失责任。在过渡期人工智能仍由“人”发明与使用，制造者与使用者负有相应的监督义务，网络监督过失的刑事归责模式有其用武之地。
(4)基于独立主体的罪过责任。“智能人”作为未来独立的新型刑法主体，应对其罪过承担相应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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