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中国制造2025》和“一带一路”倡议的部署落实工作，在实操层面已经取得不错的成绩，面临的问题也愈发棘手。但在高铁、核电、通信等多个领域仍然具有巨大广阔的合作前景，需要有效的对接策略。
自从我国推出《中国制造2025》与“一带一路”倡议，两年时间内，《中国制造2025》和“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在实操层面取得不错的成绩，但是面临的问题也愈发棘手。表现在东南亚地区，工业经济增速放缓、国际合作项目“呼声大雨点小”，是《中国制造2025》与“一带一路”倡议在实操层面面临的核心问题。
东南亚地区共有11个国家，包括缅甸、老挝、越南、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东帝汶等。除东帝汶外，其余十国均为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下称东盟)组织成员。长久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经贸往来十分密切，中国已成为缅甸、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等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近年来，受地缘政治、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等因素影响，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经贸往来与产能合作进展较以前放缓。但鉴于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地理位置相近、产业结构相似、资源互补，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在高铁、核电、通信等多个领域仍然具有巨大广阔的合作前景。
东南亚地区制造业发展现状
东南亚国家工业制造业特征明显——绝大多数国家处于工业化实现阶段，工业特别是制造业整体水平一般。当前国际上通用的工业化发展评判标准是由经济学家库兹涅兹、钱纳里、赛尔奎等人提出的经验性判据，判断依据如表1所示。
从世界银行2015年公布的数据来看，东南亚国家工业增加值占各国GDP比例不高，除新加坡处于后工业化阶段外，大部分国家处于工业化初、中期阶段。从制造业层次来看，以一般加工制造业为主。具体如表2所示。
此外，东南亚国家制造业竞争力差距较大。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制造业竞争力较强，在德勤公布的《2016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报告中，均列入全球制造业竞争力前20名。而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家的制造业竞争力则相对较弱。
我国是东南亚各国重要贸易伙伴
长久以来，我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经贸往来十分密切，开展产能合作的经济基础雄厚。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CABC)在2015年发布的《中国—东盟自贸区季度报告》显示，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经贸合作发展迅猛，2014年贸易额高达4803.94亿美元，同比增长8.3%。
此外，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已建立稳固的贸易投资合作机制。自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与东盟开展对话，于1996年与东盟成为全面对话伙伴国。随后，2001年中国与东盟十国提出建立自由贸易关系，2002年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并于2010年全面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中国—东盟中心等对话合作机制为中国与东盟成员国开展政治对话与经贸往来提供了平台和保障，“10+1”、“10+3”、“10+8”三大合作机制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奠定了基础。2015年，由中国政府倡导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更是侧重于亚洲各国，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建设项目。
东南亚地区产能合作的需求较大
整体来讲，东南亚国家与我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需求较大，核心需求主要在三个方面，即加速工业化进程、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吸引技术投资与扩大双边贸易，主要通过以下几个策略落地：
与中国展开产业对接，加速自身工业化进程，提升工业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工业化发展起步较晚，在工业发展进程中，缺乏足够的资金、科学的产业政策、先进的技术与经验等关键环节，进而影响其工业特别是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中国作为东南亚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同时也是制造业大国，随着近些年经济高速发展，用地、用工成本上升以及国内产能过剩等因素影响，国内部分优势产能，如纺织、服装、钢铁、电子信息等领域向东南亚国家转移的趋势愈加明显。东南亚国家应充分利用经济发展的后起优势，提升工业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拉动区域经济发展。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开展产能合作的一大契机。长远来看，基础设施建设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一个国家及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以基建与建材产业来讲，东南亚国家积极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对我国过剩优质产能走出去提供了较大市场。2014年底，印度尼西亚政府提出《2015-2019年中期改革日程和经济发展规划》，文件中提出五年内，印尼将在交通运输方面新建高速公路1000公里，铁路3200公里。2015年10月，我国一举拿下印尼雅加达—万隆高铁项目(规划里程150公里)的合同，迈出我国高铁装备走出去的重要一步。
扩大技术投资与贸易合作是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开展产能合作的一大立足点。相较于东南亚地区来讲，我国在机电产品、装备、电子信息、新能源等产业方面具有先进的技术与丰富的发展经验，扩大我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投资，有利于东南亚国家弥补自身技术、资金等不足，加强区域合作的同时助力当地经济发展。中国内地的广大市场同时是东南亚国家出口贸易的主要市场之一，着重扩大贸易合作，有利于东南亚国家工业制造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鉴于我国与东南亚国家产业结构相似，资源互补，积极开展与东南亚国家的国际产能合作与产业转移，是双方互惠互利的发展之路。
中国与东南亚地区产能合作的重点领域和路径
根据东南亚国家的发展需求，同时结合我国产业发展现状与优势，着重依托东南亚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核电水电能源建设等，重点推动以高铁、高技术船舶等为代表的先进交通基础设施和运输装备，以核电等为代表的清洁能源装备，以及以通信设备和服务为代表的信息通信领域走出去，开展国际产能合作，促进双方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快速发展。
在以高铁装备为代表的先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东南亚国家工业化发展起步较晚，基础设施建设成为该地区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壁垒，长远来看严重地制约了该地区进一步发展。据亚行2009年发布的报告资料来看，亚太地区在2010-2020年十年间将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8万亿美元，每年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投入约7300亿美元，其中过半的资金需求来自于东南亚国家地区。这其中，交通道路建设的资金投入约占到基建资金投入的30%。近几年，随着国家对高铁产业的侧重与推动，我国高铁装备“走出去”的势头强劲。目前，我国高铁装备已经出口到欧洲、美洲、非洲及亚洲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交通互联互通网络建设为中国高铁装备“走出去”赋予了更大的意义。中国高铁装备也凭借“施工快、适应性强、性价比高”等优势在国际市场中脱颖而出，签订了越来越多的建设订单。以2015年为例，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签订了不同的铁路项目。
虽然我国高铁装备等基础设施建设涉及产业走出去且发展势头良好，但同时也面临着市场竞争激烈、国家认可度不高、品牌竞争力较弱、地缘政治经济影响等困境。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继续完善、细化高铁国际化标准体系，深度参与国际高铁规划和标准的制订工作，想方设法突破海外标准壁垒，推动中国高速铁路技术标准与国际接轨，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在东南亚国家地区间，更需要着重国别研究，寻求与RCEP区域战略的契合点，深度参与到东南亚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中。
在以核电、水电、光伏为主的能源领域，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在能源领域的产能合作潜力巨大，东南亚国家地区能源需求将随着其经济不断发展而扩大。国际能源署公布的资料显示，当前，仍有20%的东南亚人口处于缺乏电力供应的状况，预计到2040年东南亚地区的能源需求将增长80%以上。对于水电等传统能源领域，东南亚地区水电资源丰富，但是开发技术相对落后，资金短缺，故而水电行业发展较为缓慢。我国水利发电技术成熟，且国内水电资源基本饱和，走出去也是中国电企升级发展的一大路径。2014年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IISD)发布的数据显示，中资企业在东南亚地区计划或已经参与的水电项目有100多个，国网新源、中国水利水电、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大唐集团等企业积极参与到东南亚地区的能源产能合作中。此外，2015年IMS Research发布的报告资料显示，2016-2020年五年间，东南亚地区光伏产业将高速发展，光伏安装总量将以50%的年均速度增长，光伏安装总量于2016年将达到5吉瓦，是2014年的4倍。其中，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均是光伏产业发展的潜力市场。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地区开展能源领域产能合作可以通过两大方式实现，一是电企“走出去”，海外投资积极参与到东南亚地区水电、核电、光伏等能源建设项目中。面临东南亚地区巨大的电力需求缺口，我国电力企业应该注重项目风险分析，充分利用电力开发技术与资金优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得头筹。二是积极推进电力贸易，实现区域电网互联互通。一般光伏发电站的建设周期为3～5年不等，水电核电站的建设周期更长，故此短期内推进电力贸易，建设互联互通输电网络亦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地区合作的重点方式。在东南亚地区，中国和越南、中国和缅甸、中国和老挝、老挝和泰国等国家之间已经建立跨境电力通道，地域上的优势给中国电企提供了新的产能合作途径。据南方电网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2004-2014年间，南方电网向越南输送电累计高达300亿千瓦时;2010-2014年间向老挝输送电累计高达5亿千瓦时。
在以通信设备及信息服务为主的信息通信领域，2012年，中国—东盟电信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深化中国—东盟面向共同发展的信息通信领域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2012-2016)》，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信息通信合作谅解备忘录》，为双方进一步开展合作奠定了基础。
随着近年来东南亚国家新兴市场移动互联网的爆发式增长，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在信息通信、宽带网络、物联网、网络安全、网络融合、信息通信设备制造等方面拥有巨大的合作空间。值得注意的是，东南亚国家间信息通信业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单就互联网使用人数来讲，新加坡每百人互联网使用人数高达82人，是泰国34.9人的2.35倍，是缅甸2.1人的39倍。由此可见，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信息通信产业等方面的合作前景较大，据中国—东盟中心2014年发布的资料来看，中国将于2014-2018年五年间，为东盟国家培训500人次的信息通信领域管理和技术人员。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信息通信领域的合作主要分为中低端通信设备等产品制造和高端信息服务业两大类。针对中低端通信设备等产品制造方面，我国通信企业如华为、中兴等企业应充分利用东道国劳动力、土地成本较低的优势，积极推进产业转移及部分技术转移。值得注意的是，企业更应该根据东道国的市场需求，做出客观准确的产品和市场定位，利用中低端通信设备产品快速打开东南亚国家市场。对于信息服务业来讲，企业可以通过海外并购等方式，融入当地电信产业等，进而扩大在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
以车辆与船舶为主的运输装备领域，是我国与东南亚国家构建互联互通的重要合作领域。东南亚国家大部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集中在服装加工、农产品加工等低端制造业，因此，物流运输便成为制约其制造业增长的一大因素。特别是以商品贸易为主的部分国家，如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柬埔寨等国，船舶运输已成为其进出口贸易的重要路径。以印度尼西亚为例，印尼工业部发布的资料显示，印尼在2015-2025年十年间，对各类船舶运输装备的需求将高达4000艘。但受限于印尼国内造船业水平，印尼政府采取对外商投资造船业没有限制的政策，鼓励和吸引外资投入造船业。自2012年起，我国已超越日韩，连续四年成为全球船舶制造第一接单国。我国造船业产能过剩，国内产能亟待走出国门，与印尼开展船舶行业产能合作是我国造船业化解产能过剩的一大机遇。
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开展运输装备产能合作面临着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以泰国为例，2015年我国对泰国运输装备出口量同比下降11.1%，仅占泰国运输装备进口量的10%，远低于日本、美国对泰国运输装备进口量的占比26.1%、19.9%。加强我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运输装备产能合作，政治层面应与需求国家商讨签订合作备忘录，建立协调机制，整合国内行业企业资源，增强竞争力。经济层面可通过三个途径促进双方产能合作：一是运输装备(如汽车及其零部件、船舶等)贸易合作，匹配合作国家地区的需求。二是与合作国家地区的企业开展合作，以成套船舶机械制造装备出口为主，促进我国运输交通机械装备发展。三是实施国际产业转移，以国有企业为主，民营企业合作为辅的方式，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和制造运输装备，以满足东道国与泛区域运输装备的需求。
推进我国与东南亚地区开展产能合作的措施建议
推进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并非单纯的产能“走出去”，而是为了助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夯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东南亚地区基础。当然，目前开展产能合作在实际操作中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如地缘政治风险、投融资难题、海外技术标准壁垒等，我国应从顶层设计谋划、产业园区升级、风险管控能力、国际复合型人才培养等方面，采取相关措施积极应对。
加强产能国际合作的顶层设计与布局
完善顶层设计，重视和提升全球产业链布局能力。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更应该立足全球视野，完善顶层路线设计，深入剖析全球产业链布局，整合国内企业、社会等资源，集中力量有的放矢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区分政府与企业责任，政府着重提供务实的公共服务，同时，加快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银行等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的运用，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企业着重提升自身竞争力，增强跨国跨区域管理能力，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打造海外推介品牌，提供智力支持。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一，产业结构各具特征，切忌“一招鲜，吃遍天”的合作发展模式，注重东南亚地区的国别研究，特别是资源型国家、工业制造业落后国家、制造业水平较高国家、劳动力型国家等类型，依据东道国需求开展切实的产能合作。中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和咨询公司必须积极地展开针对东南亚国家的国际研究，并在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提供全方位的智力支援。深化政治互信，营造健康稳定的发展环境。立足中国—东盟国家友好合作条约等政治基础，充分利用中国—东盟中心、“10+1”、“10+3”、“10+8”以及领导人互访、中国—东盟博览会等对话机制，增强政治互信，加快各领域全方位合作。
探索产业园区合作升级的有效模式
加强经贸合作仍是我国与东南亚地区合作的重点。应尽快完成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升级谈判，进一步打开彼此市场，促进贸易与投资合作。产业园区的建设有利于发挥产业集群效应，延伸产业链条，为中小民营企业“抱团出海”提供平台。产业园区建设应采用集成式发展模式，建设集“产业园区+特色旅游+文化交流+医疗+教育+互联网”于一身的产业园区，充分的挖掘产业园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价值。中国与马来西亚共同建立的“两国双园”，即中马钦州产业园与马中关丹产业园区的合作模式，还有中国在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的园区建设模式均是产业园区建设的创新方式。“两国双园”和西哈努克港模式可以尝试在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推广建设。
建立健全风险防范监测与监管体系
关于地缘政治风险，我国应对投资国的发展规划以及合作伙伴的选择等进行理性分析、准确预判，充分了解对方国家相关法律条款，加强与项目东道国的战略互信合作，合理评估东盟国家政治风险;关于经济风险，我国企业在选择投资对象和投资项目前，一定要对项目前景和投资回报等作可行性分析，针对东道国实际情况选择项目融资的方式，对于一些资金充裕的国家，可以采用东道国贷款的方式，对于产品或服务预期收入较好的发达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的项目，可以考虑BOT或BOOT等方式融资，对于一些能源和自然资源丰富但资金实力又有限的国家，可进一步探索技术投资换资源的灵活方式;关于国外舆论风险，我国应选择与投资国的企业合资或合作、共同开发建设，打破国外对“中国的马歇尔计划”等说法;关于信用风险，我国应建立境外风险预警和处理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在投资之前做好信用风险防范的预案，组建专门的法律专家团队，对突发事件从法律层面深入评估。
完善适应企业本土化发展的人才供给体系
中国企业“走出去”坚持本土化策略，与东道国开展全方位合作，充分利用当地资源，熟悉东道国的经济发展、社会风俗、文化历史和法律体系等内容，真正地做到入乡随俗、落地生根的企业“走出去”。同时，应当积极参与国际标准体系的制定，诸如高铁设备、通信设备、电力设备、航空航天等行业的国际标准体系，提升我国自身工业软实力。此外，与东南亚国家共同培养国际复合型人才，通过人才交流、人才互访、人才培训等方式，共同构建并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共享人才红利;同时充分利用海外华人华侨资源，加快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对接项目落地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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