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珠三角，作为我国比较早的“机器换人”地区，目前很多企业车间都可以随处看见机器人的工作场景。相对于之前“世界工厂”这个称号，珠三角已经与它渐行渐远，逐渐走在智能制造的道路上。那么，中国打造“世界工厂”升级版需要迈过几道坎呢?
两名新来的“员工”——智能机器人正在车间内忙碌着，“他们”以每年30万件的速度熟练地焊接电子产品，相当于现有10名熟练工的效率。由此节省下来的人工费、培训费、原料浪费等成本，一年达到近800万元。
这不是科幻片，而是记者在地处珠三角地区的美的集团见到的一幕。在珠三角这个从自行车到牛仔裤、从iPhone到芭比娃娃无所不产的“世界工厂”，随着劳动力、原材料等成本不断上升、人民币不断升值、外贸订单持续萎缩，很多企业已走到生死攸关的十字路口，“制造业撤离”的消息也不绝于耳，珠三角地区“世界工厂”的地位岌岌可危。
然而，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这一地区正在乘着简政放权、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中国制造2025的“春风”苦练内功，在捍卫原有“世界工厂”地位、打造“世界工厂2.0”的路上爬坡过坎。
告别“搭便车”时代
一双单价11美元的出口运动鞋，企业所获利润已“杀”到区区30多美分，而且利润率还在下滑。今年6月，当记者来到东莞厚街时，这里一家知名大型鞋类代工企业，正“出于无奈”谋划扩大产能，使明年的产量比今年再增加200万双。然而，即使这样，预期的总利润却并不会因此增加多少。
“企业经营越来越艰难!”这家企业的负责人说，“虽然我们一直在改进生产工艺，但目前还是靠‘走量’。”
在珠三角，这家台资企业的困境比较普遍。曾经有人形象地说，“东莞来一场堵车，全世界就要断货”。在“世界工厂”最辉煌时，仅东莞一地就为全球消费者提供了20%的运动衫和10%的跑鞋。这背后的巨大动能，就是数以百万计的放下锄头进入工厂的农民工所带来的廉价劳动力。
然而，时过境迁，与传统的“世界工厂”这个称号渐行渐远的，是当下珠三角制造业的客观现实。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广东省亏损企业亏损总额449.79亿元，同比增长15.9%;今年1月至6月，全省制造业用电量仅增长0.8%。
冷冰冰的数据背后，是全球市场需求复苏缓慢、订单下降，珠三角劳动力、原材料和土地价格步步上涨。当东南亚和非洲国家的代工相对优势开始凸显时，这里的许多企业却出现结构性招工难。
“毫无疑问，靠廉价劳动力维持世界工厂优势的时代结束了。”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说，“危”与“机”并存。谁转型升级坚决，发展就会主动。而那些对转型升级心存犹疑的企业，势必遭遇“温水煮青蛙”的命运。
由于珠三角的特殊历史背景和经济地位，一些考验“中国制造”的深层次问题进一步凸现出来。今年上半年，珠三角许多代工类工厂倒闭，标志着“搭便车”时代的结束，低端制造和代工类企业无法再延续以往的范式坐收其成，而需要加入破坏性创新者的行列，从源头上改进甚至颠覆旧有的生产模式和产品结构，找到对利润的新贡献方式。
“向全球市场提供廉价商品的模式无法继续下去，‘中国制造’的处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逆转，考验企业发展能力也不再是规模大小与扩张速度，而是摆脱对廉价资源的依赖。”华南美国商会会长哈利·赛亚丁说。
流淌“智造”的血液
走进位于佛山市顺德区的科达洁能公司，一块电子屏幕正“直播”企业一台数字施釉打印机的工作全过程，轻触屏幕右下角，瓷片、油墨及其他耗材的用量就会实时显示。生产线仿佛近在咫尺，而事实上，这台打印机远在700多公里外的福建晋江。连通这一切的，是公司的信息自动化系统。
“不转型，天会黑。”科达洁能董事长边程说，创新驱动已经成为企业的现实需要。2014年，企业实现销售收入51亿元，较2002年上市时增长20多倍。
据哈利·赛亚丁观察，“世界工厂”的一批企业，正从源头上改进甚至颠覆旧有的生产模式和产品结构，找到对利润的新贡献方式。
美的集团的机器人换人并非个案。据深圳市机器人协会统计，珠三角工业机器人使用量年均增速达30%，有些行业甚至达到60%。而在受访的多位企业家看来，这不仅是缓解招工难、降低劳动力成本，还满足了现代化、标准化生产需求，创造更大的产能，并减轻土地、环保方面的压力。
智能制造和机器人换人，都不过是整个珠三角地区全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转型升级的部分表现而已。
以深圳市为例，2014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总规模接近1.9万亿元，为同期GDP增速的2倍;与之相应，全社会研发投入GDP比重达到4.02%，是2009年的2.9倍。
产学研协同合作的生态系统越来越多。位于东莞市几何中心的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不再是挤作一团的厂房、轰鸣嘈杂的机器，而是绿树掩映、水波粼粼的“孵化区”，数百家电子信息、生物技术、机器人、新能源、电子商务企业在这里与东莞华中科技大学工研院、佛山广工大数控装备协同创新研究院等20家新型研发机构深度融合。去年，它们共同贡献了近240亿元的生产总值。
与企业转型升级同时进行的还有政府职能的转变。
东莞市长袁宝成认为，企业转型升级，政府也要适应创新驱动的需要调整自己的职能范畴，着力点在“放”和“创”。
所谓“放”，就是简政放权，即破除转型中不合理的障碍，为企业做好服务。东莞在成为广东省第一个开展商事制度登记改革的地级市后，再次在全国率先铺开企业集群注册改革，“一址多照”，一张办公桌就能当创客。
所谓“创”，就是营造公平公开的竞争环境。广州、珠海、东莞等城市在全国率先设置了知识产权专业审判机构——知识产权法院，负责集中审理知识产权民事案件和二审知识产权刑事、行政案件，为科技创新保驾护航。
如今，珠三角制造业转型升级已初见成效并走在全国前列。2014年广东省高技术制造业和先进制造业增速分别为11.4%、9.2%，高于地区生产总值和工业增加值7.8%的增幅。
升级“世界工厂”要迈几道坎?
一个升级版的“世界工厂”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近。然而，接受记者采访的珠三角地区的市长和企业家都有一个共识——要想在全球制造业中站稳脚跟，仍需迈过许多坎。
刚刚完成在珠三角地区调研的张燕生说，企业转型升级最缺的是技术，而政府在解决这一关键问题上可以大有作为。对于企业来说，即使是大型企业，都很难凭一己之力取得技术突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靠企业单打独斗实现创新驱动和经济转型的，这就到了政府应该“站出来”的时候。
张燕生举例说，德国解决企业的技术瓶颈靠的是集聚了一大批工程师专门进行重大技术研发的法兰克福协会。我国的政府也必须完善这种服务职能，特别是要在影响制造业发展进程的共性技术、公共技术方面搭好公共产品供给平台。
记者采访时，众多企业都将创新资源与市场的有效对接难题列为转型升级的头等难题。广州市市长陈建华说，广州的高校和科研机构数量占广东省的70%，科研成果和科研分院数量也占了全省70%，但从市场数据看，广东一半以上的PCT国际专利申请却来自于深圳，其中华为、中兴两家公司又占据了深圳一半以上的比重。
为了解决创新成果应用的“最后一公里”，广东省近日出台《广东省经营性领域技术入股改革实施方案》，规定高校和科研院所可自主决定对其持有的科技成果采取技术入股方式开展转移转化活动，奖励科研负责人、骨干技术人员等重要贡献人员各团队的受益比例不低于50%。
“创新资源和市场如何对接，在我国制造业转型中其实是一个共性问题。”一位企业家向记者感叹，科研机构缺少对接市场的动力和渠道是一个重要原因。我国每年有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3万多项，但其中只有10%到15%能够产生规模效应。每年7万多项专利技术，实施率却只有10%。
此外，曾经的人口红利如何升级为人才红利，也是珠三角打造“世界工厂”升级版必须翻越的一座山丘。
在金发科技集团，一面墙上贴满了公司成立以来所获的1500多份专利证书。近年来，集团自主培养了5名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研发人员队伍可谓“高配”：15名的正高级职称、130多名博士、600多名硕士。因此去年才能在环保阻燃等重大技术领域的销量增长13%，产值接近200亿。
然而，并不是每家企业都能像金发科技集团一样。即使在深圳，常务副市长张虎也担心这座城市开拓创新、敢为人先的劲头能否继续保持，“人才能否源源不断的注入，关系到转型成败，而人才培育涵养的关键，依然在企业。”
张燕生认为，过去的珠三角与其说是“世界工厂”，毋宁说是“世界代工厂”。随着简政放权、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国制造2025等重大战略深入实施，只要坚定不移走好创新驱动这条路，在从现在开始的未来35年，我国必将实现从世界制造大国向世界制造强国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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